部分官员试图通过谎报降低问责级别

关闭后的共升煤矿 卢义杰摄

本网讯  近年来，我国部分地区的矿难事故常与迟报、谎报或瞒报相联系。这，究竟是企业一方瞒天过海，还是企业与地方政府形成了“攻守同盟”？

在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阎尔宝看来，板子可能要打在地方政府身上。

阎尔宝告诉笔者，地方政府要对矿山的生产经营、安全措施等承担监管责任，并进行事先检查与监督。这种检查与监督是一种预防性措施，主要为了防止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
“但是，一旦事故发生，后续必然要调查事件原因并启动追责程序，如此一来，包括主管部门、直接负责人、主管人员等都可能会被问责。”阎尔宝说，因此，部分行政领导为了逃避责任，有可能对矿难事故进行瞒报、谎报，避免上级追查是企业还是监管部门的责任。

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发现，一些矿难谎报中会暴露出官员及矿老板之间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，甚至有的官员在矿中占有股份。事故发生后，矿老板及官员都要受到处理，“在这种情况下，事故的谎报、瞒报，不光是矿老板的意愿，政府官员的意愿可能更为强烈。”

笔者注意到，在新化县前后提交的“7·24事故”两份调查报告中，事故原因及死亡人数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。

对此，阎尔宝表示，死亡人数与事故级别挂钩，而不同级别的事故处理会有所不同，包括后续的惩罚性措施。他表示，事故级别的大小牵涉到上报到哪个层级的监管部门，有关人员承担责任的轻重也与此相关。“比如，如果‘7·24矿难’只死亡两人，属于一般事故，就可以只上报到地市级人民政府，不用到省一级”。

事实上，在此前不少矿难谎报案例中，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少报死亡人数，目的是为了把事故影响限制在本地区范围之内。阎尔宝发现，在实际的追责操作中，如果事故被上报到省一级，追责通常到县级；如果事故上报到市级，追责一般是乡镇一级。而如果把较大事故降为一般事故，相关行政工作人员的惩处范围还会缩小，直接降到基层，由乡镇的有关行政负责人承担责任就够了。